1978年夏，电影院开始放映古装戏《红楼梦》，已经十年没看过古装电影的义乌人如获至宝，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，即便每天连排五场，现场依然座无虚席。

  一位坐在第一排的女子拿着一台借来的旧相机，对着银幕上年轻人喜爱的几个镜头不时地按下快门“咔咔”作响，引得一旁坐席的观众一阵侧目。

  第二天，放映《红楼梦》的影院依旧熙熙攘攘，但是门前的石板上却多了一个地摊。

  一个胸前挂着绿挎包的女子兜售的竟然是当时的“稀罕货”——印有“宝黛钗”的《红楼梦》黑白相片和明信片。

  这些相片一块钱一张，不算便宜，但对于看完电影却又觉得心里空落落没什么纪念的人们来说，非常解渴！

  这名叫何海美的女子正是前一天在影院“”的人，这些相片则是她连夜冲洗出来的。

  而冲洗相片拿出来兜售的主意，则是受了她参军的哥哥回家探亲时带来几张当时的明星剧照后，左邻右舍的年轻人纷纷打听啥地方能买到这类剧照的启发。

  电影《红楼梦》在义乌放了三天，刨去洗相片的成本和给看车小孩的分成，何海美净赚三十几块，这相当于她丈夫一个月的工资。

  那时，做生意必须“打游击”，倘若碰到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（简称“打办”）的人，就会“全军覆没”。

  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，就在何海美三天赚到丈夫三十天工资之后不到半年，中国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员会议在北京召开。

  1979年1月，中央《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（草案）》在各地农村试行，《草案》明确指出：

  “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，不得当作‘资本主义尾巴’加以取缔”。

  此时的何海美怎么也不会想到，她们这第一批个体户无意中竟然揭开了一个新时代的帷幕。

  义乌位于金衢盆地东部，地理上位于浙江省的几何中心位置，东、南、北三面环山，义乌江从东向西穿城而过。

  义乌江向西的流向与中国江河向东的主流相悖，仿佛预示着义乌人敢于“逆流而上”的刚勇性情。

  在义乌，中低山和丘陵的面积占到90%以上，耕地则多为质地黏重的黄土和红土，保水保肥性都很差，不利于农业种植。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，经商成为了义乌人唯一的出路。

  义乌经商历史悠远长久，素有“鸡毛换糖”的传统。所谓“鸡毛换糖”，就是用熬制好的红糖去换鸡毛、鸭毛、鹅毛。

  “早在清乾隆时，本县就有农民于每年冬春农闲季节，肩担‘糖担’，手摇拨浪鼓，用本县土产红糖熬制成糖饼去外地串村走巷，上门换取鸡鸭鹅毛、废铜烂铁，以取微利。”

  禽类羽毛被义乌人带回家，与草木灰、人畜粪便等一同制成“塞秧根”的肥料，逐渐改善了土地瘠薄的问题。

  质量上乘的羽毛，则被用来扎成鸡毛掸子，作为这条“产业链”用以盈利的副产品。

  随着“糖担”队伍不断壮大，义乌逐渐形成了以拨浪鼓为“图腾”、分工组织明确的“敲糖帮”。

  “敲糖帮”的业务不再限于鸡毛和红糖，而是转向义乌山区一直短缺的小日用百货。

  由于人多地少，每逢春节前后，仍有不少义乌农民挑担外出，风餐露宿，翻山越岭，摇着拨浪鼓，“鸡毛换糖”。

  改革开放的东风拂过，商品经济逐步解冻，手工制品、农产品便出现在了位于义乌东部的廿三里镇集市。

  在当时，所谓的廿三里集市只是供销社中间的一块空地，只有四分之一个足球场那么大。

  由于是大家自发组织的，规模始终也没有多大，按照传统，每逢“一四七”上午九点到十一点开市。

  人们提着篮子、背着布包，在这里交易所需之物。何海美就曾经在这里赚下了第一桶金。

  改革开放初期，义乌县政府对小百货的经营态度是“上面没有开口，农民经营不支持”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意思是：“明管暗放”。

  于是，和“打办”斗智斗勇便成了何海美、冯爱倩、陈萍等第一代个体户的家常便饭。

  1982年5月，受够了“打办”气的冯爱倩鼓足勇气，在义乌县委旁边的理发店门口堵住了新任县委书记谢高华的路。

  谢高华决定开展重点调查研究、了解更多情况。他带着工作人员往稠城等义乌各个乡镇和农村跑，了解群众诉求。

  4个月的调查后，谢高华认为义乌“鸡毛换糖”的传统或许是能够脱贫致富的一大优势。

  1982年8月25日，专为设立新市场而组建的义乌县稠城镇整顿市场领导小组，发布了一则《通告》，明确宣布：

  将于当年9月5日起，正式开放“小商品市场”，一个在稠城镇湖清门，另一个在廿三里镇。

  彼时，十几张手抄的《通告》沿街张贴，前来报名登记摆摊的人络绎不绝，几乎把当时的整顿市场领导小组办公室围了个水泄不通。

  市场开放当日，有口述史记载：“当1982年9月5日湖清门稠城镇小百货市场正式开业时，没有锣鼓喧天，没有彩旗飘飘，没有领导在现场露面。数以百计的商户在露天的场地里默默摆着摊，彼此心照不宣。”

  这位时年51岁、已有30年党龄的老人内心清楚，在当时既无明确政策规定和无先例的前提下，作出这样的决定要担什么样的风险。

  但面对提醒，谢高华毅然拍板明确表态：如果出了问题我负责，宁可不要“乌纱帽”。

  后来，在接受各个媒体采访时，谢高华表示，当时的义乌老百姓太穷，太可怜，“冯爱倩冒着风险和我‘争吵’，不就是想求一条活路嘛？”

  从1982年仅有数百户小商户摆摊，到2020年把出口额做到3006.2亿元，义乌似乎在应验电视剧《鸡毛飞上天》中的那句台词：

  “鸡毛很贱，但是它养活了我们的祖祖辈辈，鸡毛也很轻，但只要有点风，它就能飞上天。”

  2007年10月20日，已经退休12年的谢高华从衢州出发，参加一年一度的义乌小商品博览会。

  在高速公路义乌出口，上百辆奔驰轿车一字排开，车身上一律挂着“饮水思源”四个字。

  自发迎接谢高华的都是义乌小老板，他们因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崛起而致富，他们从内心深处感念谢高华老书记。

  义乌小商品市场，从1982年的稠城小商品市场算起，39年间，历经五代更迭，其间8次搬迁、10余次扩容。

  商海沉浮，风云变幻之中，既迈步向前，也风云不断，有悲有喜，亦有悲中见喜。

  陶海弟，人送外号“拉链大王”，1965年生人，17岁开始去江西等地走村串户做“鸡毛换糖”生意。

  19岁在湖清门马路场摆杂货摊，经营过程中发现拉链具有巨大优势，于是开始经营拉链，成为义乌最早的拉链经营者之一。

  1994年，完成原始积累的陶海弟征地2.5亩，投资300万元，创办义乌伟海拉链有限公司。

  由于产品质量和服务过硬，产品供不应求，又于1996年在义乌经济开发区征地25亩扩大生产规模。

  投产后，短短几年时间，公司就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拉链生产基地和出口基地之一，占据了1/3的国内出口份额。

  楼仲平，人称“世界吸管大王”，也是1965年生人，年仅14岁便辍学跟随父辈去往几百公里外的江西弋阳“鸡毛换糖”。

  经历过二十几个行当但又一事无成后，于1991年回到义乌，开始考虑找一个稳定的行业安身立命。

  正好彼时义乌第四代小商品市场“篁园市场”刚建成，楼仲平拿到了一个日用百货摊位。

  楼仲平随即在1994年就凑齐了5万元购置二手的半自动生产机器，他和妻子二人租用了两间民房，又雇了几个工人后就开始了创业之途。

  与几乎所有最开始在义乌发家的企业家一样，楼仲平的生意也是主打薄利多销的策略。

  毕竟一根吸管只卖0.8分钱，去掉成本之后，纯利润大概在10%，也就是一根吸管就赚0.08分钱，100根吸管赚8分钱。

  虽然单件利润极低，但楼仲平的“双童”工厂，每天产出的吸管至少有20吨，利润自然就上去了。

  历史又仿佛商量好的一样，随着国人品牌与自主知识产权意识的萌发，伟海拉链与双童吸管这两大自主品牌，相继拥有了自己的产研团队。

  陶海弟的伟海拉链成立了义乌拉链行业最早的研发中心，拥有30余名研发人才，引进国外技术和设备，并与上海模具研究所等国内院校合作研发。

  楼仲平则闷头研究，从情趣化、功能性、娱乐化三个方向做了创新设计和发明，并申请了专利。

  到2009年11月17日，第一批37项专利获得通过，这就已经占据了世界上吸管专利的三分之二。

  这些创新为双童吸管带来了很高的溢价，比如传统吸管每支6~7厘钱，双童一款可在关节处折出各种花型的艺术吸管在2009年时就能卖到1毛钱。

  有些适用于特殊使用场景的吸管更贵，比如，一支“爱心吸管”适合在婚宴等场合使用，零售每支8元左右。

  在吸管上的心形结构中，竟然装有水流止回阀和过滤装置，仅水流止回阀就有4项自主知识产权。

  在双童厂区的吸管博物馆中，陈列着各式各样的吸管超过三百种，有四十多种创新产品“独此一家”，用楼仲平自己的话总结就是：创新来自于差异化。

  在时代面前，人人机会平等，楼仲平与陶海弟的命运分叉口出现在2006年到2007年，金融危机前夕。

  陶海弟不满足在拉链方面的成就，在看到身边的朋友都介入房地产业之后，便投入大量资金进入房市。

  2008年，在国际金融危机连锁影响下，陶海弟面临资金链短缺的问题，虽幸得有关部门相助勉强过关，但此后“钱”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昔日的拉链大王。

  2014年，国内房地产行业终结了高增长态势，一些区域房价下行，已在房产领域纠缠许久的伟海拉链再次遭遇危机。

  由于窟窿太大，这次陶海弟未能脱局，伟海拉链被一家有着国资背景的企业托管。

  早在2005年，他就意识到白色垃圾慢慢的变成了人类公敌，于是研究出以淀粉为原料的可降解吸管。

  2018年，全球各国陆续颁发“限塑令”，欧盟、日本、韩国多个市场禁用塑料吸管，吸管行业迎来革命之年。

  近些年，受外贸结构调整和电商市场冲击，加之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上升，迫使义乌的企业不得不进行转型。

  在资金、技术、人才资源不足的情况下，一些小工厂开始倒闭，部分劳动力也被淘汰。

  “义乌错过产业升级的时机，没自主核心技术的产业，产业链相对还是落后”，有人评论认为，义乌之前的模式实际上已经不能跟上时代的发展。

  义乌尽管只是浙江内陆的一个县级城市，但是作为世界小商品采购平台，中国的外贸门户之一，谈论义乌就不能仅仅从义乌本身出发，还应该要考虑世界产业格局，从宏观的角度去分析。

  2012年中国在义乌设立国际贸易特区，又将义乌设立为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的桥头堡，这本身就是国家层面对义乌的肯定和政策支持。

  发达国家是向高的附加价值产业升级，主动放弃了劳动密集型产业，而中东，非洲，南美，中亚这些劳动力密集的地区又没有完整的工业基础。

  从浙江省贫困县，到世界小商品之都，义乌的40年，毫无疑问是无比励志的40年。

  回望过去40年，身处曾经“最不可能地带”的浙中义乌，却是在一路走富、走强、走大，并变成全球小商品中心。

  历史的长河中，有人顺势而为，有人矢志坚守，但无论以何种姿态，都既行走在时代的脉搏上，也在无声地塑造着脉搏的走向。

  这40年的义乌，像极了一个资质平平的少年，他清楚自己又穷又不漂亮，并非天选之子。

  但他像何海美那样有机会就死命抓住，像冯爱倩那样就算会挨骂也要斗胆一言，像谢高华那样敢于喊出“出事我来担”的豪言，像楼仲平那样忍受寂寞潜心做好自己的产品。

  义乌，何尝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，又何尝不是中国融入全球化、影响全世界的缩影？